一、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SHARE Europe（https://share-eric.eu/），排除了临床诊断为痴呆症的患者，最终纳入了来自欧洲27个国家的86149名参与者。研究团队利用生物行为因素来预测生物行为年龄（包括积极因素，如认知表现、身体机能、教育等，和消极因素，如感官受损、肥胖、睡眠问题等），采用生物行为年龄差（BAGs）指标来判断衰老速度是否加快或延缓。BAGs定义为根据个人生物行为方式得出的预测年龄实际年龄之间的差值。当预测年龄大于实际年龄时，说明衰老加速；反之则说明衰老减缓。BAGs提供了一种可直接测量不同人群衰老轨迹的有效指标。

图1 生物行为因素

图2 BAGs计算方法

BAG = 用生物行为因素预测的“生物行为年龄” − 实际年龄

BAG > 0 ：加速衰老

BAG < 0 ：延缓衰老

这种预测模型的稳健性通过三种辅助模型得到了验证：嵌套交叉验证（nested cross-validation）、LOCO交叉验证（leave-one-country-out cross-validation）和分层排除（stratified hold-out）。三项结果均与基线模型表现一致，并在不同数据拆分间保持稳定。这表明模型未出现过拟合，并具有良好的跨国泛化能力，证实其预测能力不会受到数据分区方案或特定国家模式的影响。

图3 生物行为预测模型的验证

研究通过横断面分析（cross-sectional）与纵向分析（longitudinal）两条分析方法来检验多语言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在横断面分析中，研究者基于每位参与者当前的生物行为年龄差（BAGs），将个体区分为“加速衰老”与“非加速衰老”状态，并使用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估计多语言者相较于单语者发生“加速衰老”的比值（即OR值，OR<1说明“加速衰老”可能性小），探讨在同一时间点上，多语言者是否更不容易处于加速衰老状态。在纵向分析中，研究者考察参与者随着年龄的增长，由“非加速衰老”转变为“加速衰老”状态的概率（即RR值，RR<0说明转变为“加速衰老”可能性小），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多语言者是否更不容易出现“变得加速衰老”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研究还考虑了国家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研究者将包括国家层面的语言相关因素（如移民状况、每个国家使用最多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类型学距离）和宏观层面的物理（如空气质量）、社会（如性别和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政治（如政治代表性、地方民主）等因素作为协变量，分别探讨了在不考虑协变量、考虑所有协变量、考虑单一协变量时横断面和纵向分析的结果差异，以探寻多语言的保护效应是否仅反映出国家层面的差异。

二、主要发现

研究发现，仅使用母语的单语者发生“加速衰老”的风险为多语者的2.11倍（OR = 2.11），而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者的风险大约降低一半；纵向分析表明，单语者未来出现加速衰老的风险是多语者的1.43倍（RR = 1.43）。

此外，多语言的保护效应具有明显的“剂量效应”（dose dependent），即随着语言数量的增加，多语言的保护效应增强，说明多语对衰老的保护作用具有累积效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保护老年健康。

图4 多语言保护的剂量效应

而在考虑国家层面的宏观因素后，多语言的这种保护效应在大多数模型中仍然显著，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保护效应增强，这说明多语言对衰老的保护并非某一类特定社会或政治环境下的“伪相关”，而是一种稳健的、相对独立的效应。

三、为什么“语言”可能影响衰老？

现有认知研究普遍认为，多语言能力与更高的认知储备（cognitive reserve）相关：多语言者通常在注意控制、执行功能和语义网络等方面表现更优，而这些能力与延缓认知退化密切相关。本研究观察到的“剂量效应”，即语言数量越多、保护效应越强，可以理解为这种认知储备的累计结果。研究者指出，即便只在使用一种语言，个体掌握的所有语言仍处于一定程度的激活状态，每增加一种语言，都会额外增加对执行控制、注意力调节和记忆更新的要求，从而以累积方式强化相关神经网络。只要多语言的益处确实来源于这种持续的认知负荷，那么在需要同时控制的语言越多时，其保护效应就越明显。这一解释与经验依赖性神经可塑性模型相吻合：持续的多语言使用相当于对大脑执行—注意系统的长期“训练”，通过不断的认知挑战强化相关脑网络。而恰恰是这些网络最易受到年龄相关退化、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影响，这为多语言成为潜在保护因素提供了合理的机制基础。

在混杂因素的考察方面，研究在控制国家层面的语言多样性、空气质量、社会不平等、性别结构和政治制度等宏观因素后，大多数多语言效应在统计学上依然显著，甚至效应量有所增强，说明多语言的保护作用具有一定独立性。但也存在两类有代表性的例外情形：其一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考虑到移民模式，讲多种语言的益处就会减弱；其二是如果考虑到性别不平等，多讲一种语言的益处就会减弱。研究者认为移民者在高流动性和较大社会经济压力下习得多种语言，且往往伴随心理压力、饮酒增加和睡眠紊乱等健康风险；而在制度相对脆弱、性别不平等突出的环境中，性别结构等结构性因素对健康结果影响很大。这突出了个人经历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复杂关系，说明对语言的积极作用可能被健康问题等不利因素削弱。

图5 宏观因素对多语保护效应的影响

年龄分层分析进一步表明，随着年龄增长，只会一种语言的人加速衰老的风险持续升高；会一门额外语言的人虽然整体风险较低，但这一优势在高龄阶段有所减弱；而掌握两种及以上额外语言的个体，在老年阶段仍表现出较强、甚至增强的保护效果。这一模式与前述“剂量效应”相呼应，支持多语言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通过累积性机制影响衰老轨迹的解释。

四、研究意义

本研究在大规模跨国样本的基础上，系统证明了多语言能够在横断面与纵向层面持续降低加速衰老的风险，并呈现出随语言数量递增的剂量效应，证明多语使用是促进健康老龄化的一项重要可干预因素。此外，研究中引入的生物行为年龄差（BAGs）指标，为直接测量不同群体的衰老轨迹提供了有效的方式。

Jason Rothman和Federico Gallo在同期的Nature Aging News&Views上点评该研究为“多语言能力能促进健康衰老”这一假说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力、最普适的证据，具有里程碑意义，解决了过往文章中样本量小、依赖间接指标、对多语言本身的评估不足、未能控制社会环境因素等局限。多语言的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公共卫生的低成本、可扩展的杠杆。语言学习不仅是为了沟通，是一种对大脑的长期投资，而且学得越多，对大脑的保护可能越好。这突出了鼓励学校学习更多语言、保护移民和少数民族语言、培养和保持在整个生命周期使用多种语言机会的重要性。

本研究及大多数研究并未对多语言的类型进行细分，如在学校习得新语言和在学会多种语言后长期使用并保持这些语言，这两者都可能塑造神经认知轨迹并提供认知储备，但它们不一定相同。因此，Jason Rothman和Federico Gallo指出，未来的研究可以往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探寻在中晚年教授新语言是否能改善认知功能，如果是，还需确定这种效果的有效性、可扩展性和持久性；另一方面，探寻人在不同阶段，特别是老年时期，已有的多语言能力差异是如何调节衰老轨迹的。

在“多语言能力能促进健康衰老”这一说法得到有力验证之后，相关研究者应当进一步探寻其作用机制、作用范围，并将其潜力转化为促进全球健康老龄化的战略。

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在提升老年认知健康领域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黄立鹤教授翻译的《头脑的变化：语言如何延缓衰老》（[美] 罗杰·克鲁兹、理查德·罗伯茨 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指出，语言活动本身是一种贯穿生命历程的深层认知训练，强调多语言并非单纯的沟通能力差异，而是一种能长期累积的“神经参与方式”，能够在面对年龄相关退化时提供更大的缓冲空间。中心成员在上海社区开展了为期半年的英语教学，该实践初步发现，参与学习的近百位老人在整体认知功能、工作记忆等个别领域出现明显提升，孤独感、自我效能感明显改善，进一步验证了老年外语学习对老年健康保护的有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