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人类个体是一个由出生、成长、成熟到衰老的单向行程，老年是人生的最后阶段。当老年人的社会比例较低时，或者说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人类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老年、真正了解老年人的。古代，“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曲江二首》其二），大同社会的理想也只是“使老有所终”（《礼记·礼运》）。而现在，老年人虽然也需要“有所终”，但那绝不是老年生活的全部。社会在进步，生活和医疗等条件在不断改善，人类寿命在不断增长，老年期也在不断延长。人生逐渐在形成“三个1/3”：成长学习30年；工作30年；退休之后30年。过好30年的老年生活，起码具有1/3的人生份量。进一步观察会发现，不同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相同。国学大师饶宗颐，其主要学术成果是退休后完成的；数理语言学家冯志伟，退休后的学术成果已超过在职时的创造；据说，世界上许多大公司的老总，都在60到70多这个年龄段。然而也有许多人，一退休就无所事事，甚至心理、生理也急速衰老。老年个体差异如此之大，特别是身心差异，这是特别值得研究的。通过研究发现衰老规律，或许就能帮助老年人减缓衰老，使老年生活更加美满。兴许还可以帮助年轻人，及早改变某些生活习惯和心理习性，以便更好地步入老年。

老年研究可从很多方面入手，医疗、护理、心理、家庭、经济、文化、教育等，都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当然老年语言问题也是重要课题。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语言任务，有不同的语言生活。从出生到大学，是广义的语言发展期。0-6岁是口语的习得期，小学、中学是书面语的学习期，大学是专业语言的学习期。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专业语言开始转化为职业语言，是职业语言的发展期。30-70岁，是语言较为稳定、成熟的时期。大约70岁之后，语言应用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衰老迹象，语言能力开始磨蚀甚至丧失。语言学过去所研究的语言，主要是人成熟期的语言；对于发展期及职业语言期的语言虽也有些研究，但是成果不多；对于老年期的语言，几乎没有多少研究。理论上说，对于语言规律的全面认识，不应只对人生某一阶段的语言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人一生的语言，研究人在一生中是如何习得语言的，之后又如何逐步磨损丧失的。就此而言，语言学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有人开始关注老年语言能力的衰退问题，讨论较多的是开口忘词现象，也有研究语法加工能力衰退的，发现老年人语法结构的多样性逐渐下降，语法错误有所增加，语法的复杂性和命题内容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老化现象。心理学界也曾用“语言量表”来对语言老化进行过测试分析。近年来，国内也开始了老年语言研究，比如顾曰国教授的团队对老年性痴呆患者的语言能力研究，《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5期，曾请顾曰国教授主持了一期老年语言研究的专题。不过，时至如今，人们还不清楚语言老化的主要表现及其衰老规律。

老年语言研究基本上有两条路径，一是神经心理学之路，一是观察语言表现之路。两条路径各有其长，各有其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刘楚群早在2012年就开始研究老年语言问题，是我国较早步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他走的是后一条研究路径，以江西师范大学的退休老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获取了45万余字的老年口语语料，以此为据，重点探讨了老年口语的非流利现象。统计数据显示：老年人年龄越大，整体上其语言流利度就越差；65~69岁的语言流利度并无明显下降；70~74岁的语言流利度则明显下降，是个重要转折点；85岁以上因为语言变得更简单，语言流利度虽然还在下降，但出现失误的情况却减少了。语言流利度下降，是老年人普遍的标志性的语言现象，其他一些语言指标也在70-74岁前后有明显变化，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假说：70-74岁时，人类开始进入语言衰老期。也许这个年龄点还可以作为人类真正“老年期”的开始。

学术研究皆从搜集资料始，通过对资料的收集、观察和分析，得出规律。此时所得规律是认识层面的“规律”，是否真正合乎客观规律，要看两点：第一，能否“自圆其说”，具有逻辑的“内洽”性；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解释力，能否解释过去之现象，解释现在之现象，解释未来之现象，解释未来之现象即为“预见性”。能够解释已然、预测未来的“规律”，基本上便可视之为客观规律、或曰“真理”了。当然，学术研究不止于认识世界，还要运用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研究老年语言衰退的规律及其心理、神经机理，还要利用研究所得去帮助老年人过好语言生活。这是一种学术使命，也是一种学术伦理。

过好老年语言生活，要者有二：一曰补偿；二曰正视。所谓“补偿”，就是利用某种技术、器物来补偿语言器官，甚至补偿磨损的语言能力。比如利用助听器、骨传导技术来补偿听力，利用光学技术来补偿视力，利用语音文字转换技术来适应听力尚好或视力尚好的老年人，甚至可以研制具有语言智慧的机器人来帮助老年人处理一些语言事务，补偿语言能力。一个卓越的陪伴老年人的机器人，应当也是一个称职的“语言助理”。

所谓“正视”，就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夕阳心态”。其一，认可人至“夕阳”期，正视由盛而衰的现实。说话不流利了就慢点说；耳朵不好用了就多用眼，多看文字，多用笔谈，多借助语言文字转换系统；眼睛不好用了就多用耳，多借助机器将文字转换为语音。只要心态好，沟通的办法总是有的。其二，夕阳与朝阳同样美好，老年期也有自己的长处和优越性。老年仍应该也能够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延续下来，或是重建精神家园。老年期语言经验和人生积累比较丰富，虽是夕阳，仍能染布漫天晚霞。切不可让岁月蹉跎，荒废了人生30年。

刘楚群的学术基础扎实厚重，他的硕士导师是范先钢教授，博士导师是汪国胜教授，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是苏金智教授和我。先钢、国胜和我都师从邢福义先生，邢先生长于观察分析语言事实，于事实中寻绎规律。金智长于社会语言学研究。楚群受到了较好的语言描写训练，同时也具有学术的敏锐性和使命感，故而能够开创性地进行老年语言研究，起步扎实，初有成效。希望楚群能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努力推进老年语言学的建立，努力推进语言智能的老年运用，其中包括“语言助理”的研发。同时，也要把书斋所得移入社会，最大限度帮助老年人过好语言生活，过好晚年生活。

“夕阳无限好”（李商隐《登乐游原》），莫道“近黄昏”！

2012年12月，我如愿以偿进入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科研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合作导师为李宇明教授和苏金智教授。时间如白驹过隙，两年的博士后生活转眼之间就将画上了一个句号，人生也就此进入不惑之年。四十年人生历程，十五载学术之路，就像一杯珍藏的陈酿，可以品出酸甜苦辣百般滋味。

回首两年博士后经历，时间虽短，但收获颇丰，学术的、思想的、人生的……

选择老年人语言作为研究课题并不是源于我自己的构想，我最初提交的博士后选题是关于语言规范问题的研究。但是进站之后，导师李宇明教授建议我不要以语言规范问题作为博士后研究的选题，李老师说，花两年的时间脱产学习，又有两位导师的精心指导，还有优越的学术资源环境，就应该尽量做一个最前沿的课题。李老师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为我选择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老年人语言研究，这个课题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现实意义都非常强，而且那时国内很少有人涉足，国外的相关成果也不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课题，并且非常兴奋，但是真正动手的时候就发现做起来并不容易。老年人语言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大致可以包括三个不同的范畴：一是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研究，老年人因为社会角色的转换，所以其言语风格自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二是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来研究，老年人由于老化而导致某些生理机能的退后，其某些语言能力也会发生衰退；三是从病理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有些老年人由于生理病变从而产生语言障碍。我最初是想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切入，这样做起来可能比较容易，但后来放弃了，思前想后，最终选择了研究老年人语言能力衰退这个问题。选择这个问题其实带有很大的挑战性，首先语言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其次语言能力会不会衰退、怎么衰退学界有很多争议。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要素，那么语言能力的衰退，自然就包括语音能力的衰退、词汇能力的衰退、语法能力的衰退，可以任选一个方面展开研究。初步感觉词汇能力的衰退可能会比较明显，因为遗忘是老年人的常见现象，所以最初的方案就是通过调查，探讨老年人临场提取心理词库中词汇的能力衰退问题，但在预调查中就发现，尽管老年人的提取词汇能力确实随年岁的增加会有所衰退，但如果没有精确的实验设备和严谨的科学方法，其实很难得出精确的数据，想想自己各种条件的局限，我就放弃了从词汇的角度切入。可喜的是，在预调查中我发现老年人在流利表述方面有很明显的衰退表现，于是最终选择了从语法结构角度来研究，这就形成了出站报告——《老年人口语非流利现象研究》。自我感觉，尽管这个报告写得还是比较粗糙，但确实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规律，可以作为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几年，我把这篇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某些内容拆出来公开发表了，并以此为基础申报课题，最终成功获批了2017年度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老年人口语非流利现象研究”和2018年度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老年人口语词汇产出及其衰老关联度研究”。

当时之所以选择去做博士后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纯粹是想静下心来读点书，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导师李宇明教授在一篇序言《学术是一种信仰》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学术追求可以自己做主。也许有人借学术来谋稻粱谋功名，一旦稻粱足而功名得，或一旦学术不能谋得稻粱功名，便会将学术弃若破履烂衫。而其实，我和东海（鲁东大学王东海）大约都不需要再以学术谋稻梁，甚至包括谋功名，学术只是希望探讨世界之谜者的一种特殊嗜好，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学术不仅是追求，更是一种信仰。希望东海和我的学生们，能逐渐进入这种学术境界。”这段话字字珠玑，句句诤言，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为什么选择做学问，估计不同的人其初衷差别很大。于我而言，最初的动机就是“为稻粱谋”，当时选择考研完全是生活所迫，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因势而为读了博士，然后就走向了学术研究之路。在学术之路上跋涉了十多年后，虽然感觉自己还是很喜欢做学问的，但基本上是在一种无形之网压迫之下前进的，求学期间是为了完成学业，工作期间是为了评职称、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实现养家糊口的需求。可以断言，虽然不是全部，但确有很大一部分人与我有相同的心路历程，可以说都是在一种功利化目的驱动之下做学问的，所以学术的急功近利也就在所难免了，为了职称，为了收入，为了荣誉，就会想办法尽快发文章、拿课题。急功近利的结果当然只能是粗制滥造，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下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人首先得生存，否则就真应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某位学者的一个观点：做学问是富人的事，贫家子弟是不可以选择做学问的。如果最后真的只有富人才有资格做学问，我们真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于我而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文章发了很多，各级各类课题也拿了一些，职称问题也解决了，生活也安定下来，感觉已经不需要为生存问题而拼命写文章拿课题了，好像可以轻松了可以休息了。就像大学新生一样，在之前的中学阶段，因为有考大学这个目的，所以有一股很强的冲劲，一旦考上大学，目标一下子丧失，所以就感觉无所事事了。所以说大学新生是人生新阶段的起点，得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每当静下来时我就会禁不住的自问，当学者不再为稻粱谋而做学问时，那么其学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现在我慢慢有点明白了，“学术应该是一种信仰”。

窃以为，当下的学术研究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低层次的研究是为稻粱谋，而高层次的研究则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诚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言，人类的需要分为低层次的需要和高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低层次的需求，而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高层次的需求。可以说低层次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外在环境逼迫使然的结果，其随波逐流、急功近利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是，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信仰，绝不可以苟且敷衍。很多学者都有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转型之后需要对我们的学术旨趣进行重新规划。以我看来，学者的高低之分不在于出了多少科研成果，而在于是否能从低层次研究转型到高层次研究上来。理解了“学术是一种信仰”，我们将不会在乎一时的得失成败和是非功过，我们只在乎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是否能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出站报告能顺利完成，离不开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借本书出版之际对这些帮助过我的人表达最真挚的谢意。致谢不是一种程式，更不是一种应付，致谢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我需要感谢的人太多，有一串写不完的长长的名单。

最应该感谢的是两位导师，李宇明教授和苏金智教授，我非常幸运，能同时得到两位名师的指导，正是因为他们的栽培指导，我才能顺利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实现学术上的飞跃。同时还要感谢的是两位师母，白丰兰女士和韩荔华女士，正是因为他们的关心帮助，我的博士后生活才更加的丰富多彩。

对李宇明师的仰慕是起始于十多年前，还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博士时就被李老师的才学和人格魅力所震撼，能够接受李老师的亲自指导多年来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李老师在学界的地位自然是有目共睹，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作为学生，我感触最深的可以概括成五个方面：第一，强烈的家国情怀。老师一直践行一个基本理念，做学问不仅仅要考虑学术本身的问题，而且要关注国家和社会需要，关注天下苍生、黎民百姓，要把学问坐在祖国大地上，李老师喜欢引用的北宋诗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老师引导的“语言生活派”也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第二，深厚的专业功底。老师做语法起家，师出名门，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专业功底深厚，成果卓著，早在30多岁时就已经在语法学界享有盛誉。第三，广阔的学术视野。老师学术视野开阔，语言学的诸多领域都非常熟悉，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也多有涉猎。恰是因为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所以老师一直能够引领中国语言学的潮流，先做语法本体研究，后开创中国儿童语言研究的先河，再后建立语言生活派，然后又建立中国语言规划学。第四，强大的人格魅力。和老师相处，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其才学、睿智、豁达，很容易被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所征服，老师对社会、人生、学术往往都有其独到的见解，每次听老师的讲座都有醍醐灌顶的感觉。第五，精致的学生培养。几十年来，老师在学生培养上可谓呕心沥血而又独具匠心，因此培养的学生佼佼者甚众，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都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才。

师母白丰兰女士是一位容颜温婉、善良慈祥、坚强乐观、可亲可敬的长者，她有如慈母一样关心我们学业的进展、生活的忧乐。李老师和白老师其实是在一起培养学生，只是分工不同，李老师管学术，白老师管生活，李老师是司令，白老师是政委。由于李老师事务繁忙，我们很多不好打扰李老师的事情都是白老师帮我们解决。正是因为有白老师的从中调度，所以李门弟子才更加融洽和谐，像一家人一样的生活、学习。

对苏金智师的熟识相对要晚一点。第一次听苏老师的报告是在2011年渤海大学的第六届全国社会语言学会议上，在那次会上听了苏老师的报告《文化和谐论与国家语言发展战略》，深受启发，意想不到是时隔一年之后就有幸成为了苏老师的门生，得到了苏老师的悉心指导。苏老师的为人为学特征我概括成四个方面：第一，治学严谨。苏老师也是名家之后，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的关门弟子，专业功底深厚，治学态度严谨，作为社会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具有比较好的学术声誉，尤其在语言调查和赵元任研究方面颇获赞誉。第二，眼光敏锐。苏老师广读文献，尤其外文资料甚熟，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其提出的语言和谐论与语言腐败都是有超强现实价值的理论问题，走在了学界的前沿。第三，待人谦和。苏老师谦谦君子，淡泊名利，与人为善，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第四，传道认真。苏老师无论是上课还是指导学生都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没有半点含糊之处，是一位兢兢业业的传道授业解惑者。

师母韩荔华女士是一位开朗活泼、风趣幽默、亲和力强的女性学人。韩老师学术成果也非常丰富，主攻修辞学，尤其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更是多获赞誉，而学生们更喜欢的是韩老师的那份笑对人生的豪情和豁达的生活态度，她总能营造出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所以每次师门的相聚都充满着欢笑和快乐。

博士后两年期间，得到了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北京语言大学诸多领导和老师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语用所人事处的刘子琦师妹和北语人事处的田琳老师，为我办理各种繁杂的手续，深表感谢。

在出站报告写作过程中先后两次采访过教育部语用所的陈章太老先生，陈老给我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指导意见，对此深表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张旺熹教授也提出了宝贵的写作建议，深表感谢！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汪国胜先生以及邢福义先生也一直关注着我的学业，帮助我的成长，这是我永远需要感恩的。

北京多个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魏晖副所长、郭龙生研究员、谢俊英研究员、肖航博士，北京语言大学的张维佳教授、王建勤教授、施春宏教授、江新教授、聂丹教授、陈双新兄长、黄理兵学兄，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前瑞师兄，中国政法大学的邹玉华师姐，北京师范大学的许小颖博士，他们都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和指导。

博士后答辩委员会成员袁毓林教授、石锋教授、张博教授、靳光瑾教授、张维佳教授、崔健教授为出站报告的完善、提升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还应该感谢诸多一起求学的兄弟姐妹们，姚敏、董川、欣路、高琦、雪钰、玲玲、何瑞、佳荷、清静、倪佩、世玉、丽红、美玉、于琴、张燕、邵杨、张荻……还包括咸宁学院的尤翠云老师，我们一起办沙龙，一起做调研，一起听讲座，一起吃喝玩乐，一起收获，一起成长，也一起快乐。

还要感谢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领导以及汉语教研室的同仁们的大力支持，恰是他们的支持我才得以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博士后课题研究中去。感谢江西师范大学离退休工作处的郝梦兰老师，感谢她为我提供退休教师的名单并积极做好协调工作。感谢各位访谈的对象，感谢他们善意的接受并很好地配合我们的访谈。也要感谢我的多位研究生，邱莹、胡婷、戴剑云、林奇香、袁慧、严淑英、熊媛、黄玲玲、万淑云，他们协助我进行调查访谈和录音转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最后，特别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支持是我永远的精神动力和坚强后盾。

在学术之路上艰难跋涉已二十余年，终因资质愚钝而未有大成，但总还在不断的努力，也自得其乐。顺借导师李宇明先生《为学》诗收尾，聊表心志。

“为学就是治粱粟，精作还须观天图。耕种未必有收获，总揣希望在田头。”